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特區政府上周四（3 月19 日）向除內地、澳門和台灣以外地區發出紅色旅遊警示，勸喻市民無必要切勿外遊，並要求所有抵港人士接受強制檢疫，令原本已經遭受反修例風波重創的香港旅遊業幾乎停擺，連帶零售、餐飲、酒店業一片哀鴻。不過，業界相信只要捱過這「旅遊寒冬」，或可像2003 年經歷非典型肺炎（SARS）後「起死回生」。然而，過度依賴內地旅客來港購物消費的「高量低值」困局早已冰封三尺，經此雙重打擊問題更為突顯，若不從根本扭轉旅遊模式、改變客源結構，「購物天堂」的舊招牌恐怕捱不了多久。

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的雙重打擊，訪港旅客人數由去年開始急速下跌，2月份訪港旅客更只錄得19.9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暴跌96%，只及2003年SARS時期最差月份的一半。旅遊業界預料3月份數字將進一步下跌，而自港府宣布於上周四起向外國發出紅色旅遊警示，要求所有抵港人士接受強制檢疫後，每日訪港旅客已跌至1,200多人。

其實，去年持續不斷的社會衝突，已導致2019年的訪港旅客由2018年的6,515萬人次減少14.2% 至5,591 萬人次，當中佔最大部份的內地旅客也由5,104萬人次減少14.2%至4,378 萬人次。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1 月底發表的《近期社會事件可能導致的經濟損失》指出，零售、餐飲、酒店等旅遊與消費相關行業的經濟活動遭受極為沉重的打擊。例如在2019 年第三季，零售業銷售總量的跌幅由第二季的4.7%急速擴大至19.5%，食肆總收益的跌幅亦由2.7%擴大至13.7%，住宿服務行業業務收益指數的跌幅更由0.9%急速擴大至19.3%。政府經濟顧問估計，反修例風波造成150億元的經濟損失，相等於2018 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

豈料禍不單行，由今年初開始，新冠肺炎在內地大爆發並擴散來港，而為防止疫症進一步蔓延，陸港先後採取多個限制居民出行及壓縮出入境人流的措施，令訪港旅客出現斷崖式下跌，首兩個月合共只有340萬人次旅客入境，比去年大跌逾七成。世界旅遊業理事會與牛津經濟研究院上月底就全球經濟損失進行估算，預料業界最少損失220億美元（折合約1,716億港元），當中香港、澳門及泰國等依賴內地旅客的經濟體最受影響。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擔心，當下出入境旅遊幾乎停擺，本港27萬名旅遊從業員飯碗恐怕不保。

港府曾於去年10 月公布旅遊業紓困措施，向1,700間旅行社推出由11月至今年3月的獎勵計劃，每當他們帶來一名入境香港的過夜旅客，將獲得120元現金獎勵，若有香港旅客出境，則可獲100元現金獎勵。至今年2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財政預算案》，又額外撥款7.91億元予旅遊發展局，希望該局加強對外推廣，重振香港旅遊業。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上周一（3 月16 日）表示，待疫情過後，將推出涉款4 億元、涵蓋旅行社、酒店、航空、零售、餐飲及會展的推廣計劃；業界人士更期望，屆時旅遊業可像2003年SARS疫情後「起死回生」。

然而，當香港進入全面轉型時期，這套蕭規曹隨的旅業發展思維，還能奏效嗎？當年SARS過後，尚可開放「港澳個人遊（自由行）」催谷旅遊業，促使訪港旅客由2003年的1,554 萬人次翻了幾倍，但也令內地旅客來港消費的旅遊模式根深柢固，直到近年更是面臨飽和、增長乏力；經此新冠肺炎一疫，我們還可依賴「購物天堂」這塊舊招牌嗎？有危就有機，當下正是時候重新勾勒旅業發展方向，制訂多元旅遊產業的改革藍圖。

風光數據不代表發展健康

問題是，談及旅遊產業改革，特區政府往往搬出一系列看似亮麗的數字，認為現行的旅遊業模式仍具一定發展潛力。例如，作為四大支柱行業之一，旅遊業於2018年以1,210億元為香港貢獻4.5%的GDP；旅發局年報更顯示，同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多達3,282 億港元，佔整體銷售總額近70%。而且，旅遊業養活約25.7萬人，佔總就業人數的6.6%；業界估計，若計及與旅遊相關的飲食、零售行業，就業人數可能涉及80萬至100萬人。

另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 旅遊業競爭力報告》，在140 經濟體中，香港旅遊業整體競爭力排名第14 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及內地；英國市場研究公司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去年「最受歡迎旅遊城市排名」，香港連續九年奪得第一名。

不過，風光背後，並不代表未見弊端。早有論者批評，香港旅遊業發展與經濟指標嚴重掛鉤，根本無法反映現時旅遊模式的僵化及不可持續，故有需要重新審視計算方法與量度單位。事實上，翻查不同機構的旅遊研究報告，不難發現訪港旅客量、人均消費額，以及旅遊相關總消費等等經濟指標，的確佔據評核標準。問題是，亮麗數字就可代表旅遊業的發展是健康嗎？

以過度依賴內地旅客來港購物的旅遊模式為例，香港藉着商品免稅優勢，一直刷亮「購物天堂」這塊舊招牌，吸引大量內地旅客來港購買奢飾品，在2003年至2014年的十一年間，就為本港零售增長貢獻了51.1%。可惜，普通香港人甚至旅業從業員，都未能夠合理分享遊客激增的紅利——首先，為滿足大量以購物為主的內地旅客需要，香港具有地道特色的商舖日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式一樣的大型連鎖店、名牌旗艦店、首飾珠寶店、藥房，令這城市失去原有的獨特風貌。

其次，大量從事零售、餐飲及住宿行業的「低端」服務人口，佔香港總就業人口約15%，但其工資中位數卻只有1.3 萬元，比從事金融、地產、保險等行業的2.7 萬元低得多；最後，當局大舉開放內地旅客來港消費的同時，不但低估了香港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亦未能因應旅遊需求擴展空間、增設配套、調整供應，導致人潮處處、物價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衍生陸港矛盾。

其實，就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國際逐漸有共識。例如在2017 年聯合國大會中，便將該年定為可持續旅遊促進發展國際年，並提出五個專項範疇，包括文化價值、環境保護、多樣性及包容性等不同元素，從而鼓勵世界各地將旅遊規劃得更具可持續元素。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也將旅遊業發展方向與聯合國的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緊密連結，當中包括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產業創新和基礎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負責任消費和生產等。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研究助理教授陳宗誠認為，本港旅業發展漸趨成熟，單憑風光的經濟成就來定奪話語權早已不合時宜，政府應該以更全面的可持續性去評估，包括以上述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為支柱的SDGs作為發展評估面向。

善用多元化資源 吸引高增值客源

近年，政府已多次提出有需要發展多元化高增值旅遊業，例如在2017 至18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便提出要以「適時調整旅遊業發展策略，向多元化及吸引高增值過夜旅客方向發展，並以平穩、健康及長遠發展旅遊業為目標」。2018至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也提出了讓旅遊業健康及持續地發展的目標。

即使政府有意拓展和推廣文化和綠色旅遊，並將各個目標寫入2017年公布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但有論者批評它們統統不屬於主流方向和策略。

這種「高量低值」的模式，只可為香港帶來短期的經濟回報，卻沒有為香港的其他方面增值，甚至可能限制了社會的長遠發展。陳宗誠解釋，一個旅遊目的地長期依賴某種旅遊主題和產品，倘若該類產品需求下跌，或其他難以控制的外在因素所影響，當地旅遊業便將受到很大的衝擊。該旅遊目的地更可能因缺乏足夠靈活性或抗逆力作出及時有效的應對，導致旅遊業界和本土經濟下滑，故絕對稱不上是一種健康現象。反修例風波造成內地旅客數字劇減，不少本地旅遊從業員須另覓散工維持日常生計，便反映長期過度依賴內地旅客的弊端。

要徹底擺脫目前「高量低值」的困局，姚思榮認為，香港旅遊業有必要開拓更多元及具獨特性的旅遊產品，來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

他指出，鄰近香港的澳門近年積極推廣購物旅遊，內地更加開始降低關稅，陸港奢侈品的價格差額只會愈來愈少，「我們將來沒可能再打着購物天堂稱號」。他又提到，「上海也有迪士尼，珠海也有長隆水上樂園，廣州更有香港沒有的動物園」，這說明香港現存的大型旅遊項目都不具備「獨特性」，容易被區域內其他競爭對手複製，有需要認真思考多元化的問題。

要吸引來自其他地區的旅客，擺脫客源過於單一化的困局，姚思榮表示這不代表要壓止內地旅客來港的數量，反而是提供更多元的產品，加強吸引來自其他地區的客源。他指出，香港多年來能成為內地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提供廉價商品是吸引之處。從穩健發展行業角度而言，他認為有必要保留此優勢，滿足以購物為主的內地旅客需要。

觀乎香港整體的旅遊資源，除了擁有大眾旅遊必備的項目，同時也不乏其他具吸引力的旅遊資源。姚思榮也提到，香港作為全球受歡迎的旅遊地點，吸引點絕不僅限於購物。他指出，香港擁有著名的地質公園、糧船灣一帶更是擁有媲美冰島的天然六角形岩柱，以及有多條長短不一的遠足路徑。

不僅如此，香港的藝術與文化在亞洲也是數一數二，例如有九大藝術團體、傳統廣東戲曲，以及中西文化匯聚的建築群，這都是很受國際旅客歡迎的旅遊項目。

縱然政府近年大力發展盛事項目，嘗試增加新元素改善吸引力下降的問題。但姚思榮提到，香港多年來都依賴固有的大眾旅遊資源，即使增添盛事項目等元素，也經常淪為輔助角色。隨?香港旅遊業與珠三角等地的合作趨向緊密，他認為政府要認真考慮此問題，用具獨特性的旅遊產品來吸引各地旅客，以免浪費香港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及其「東方之珠」的獨特稱號。

探討旅遊本土化 可成未來發展方向

隨着世界旅遊元素漸趨多元，旅客由以往單純追求購物體驗，慢慢轉向追求更具個性化的深度本地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7 年公布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藍圖》）中，更明確訂下了四大策略，當中包括大力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項目，具體地將綠色旅遊、文化遊、古蹟遊及創意旅遊等深度遊項目納入未來五年的目標中。有論者批評，當局推廣深度遊的策略失當，造成多年來有種力有不逮的感覺，未能成功吸引各地旅客關注。

香港旅遊業存有大量痂結，當然不是新鮮事。有人將責任歸咎於旅遊發展局，指摘當局的宣傳策略失當，未有將香港獨特面貌向國際旅客宣示，造成深度遊多年來都被投閒置散。

同時，也有人將責任歸咎於旅遊事務署，批評其形同虛設，未能有效制定政策來提升訪港旅客的體驗。所以歸根究柢，要有效扭轉當前困局，推廣具有本地特色的深度遊，政府有必要思考統籌相關項目部門的角色，並反思宣傳策略的實際功效。

政涉多門難推動轉型倡設旅遊局統籌各部門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副教授麥磊明曾經指出，現時負責旅遊政策規劃的旅遊事務署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他解釋，由於旅遊業發展涉及不同範疇，例如交通規劃、城市規劃、景點規劃等，必需與其他相關部門及公營機構協調。惟現時旅遊事務署只專責統籌政府內部各項發展旅遊業的事務，故他提倡成立旅遊局，以高層次架構統籌相關工作，才利於本地旅遊業的升級轉型。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系研究助理教授陳宗誠表示認同，指出政府有需要成立更高統籌能力的旅遊局。陳宗誠解釋，基於旅發局的職能只局限於宣傳和推廣香港為旅遊勝地，往往亦只能從現有資源來尋找市場定位，而旅遊項目推廣與硬件密不可分，旅發局不能影響「硬件」上的決策，亦非制定旅遊政策的機關，故角色受限制，顯得十分被動。

陳宗誠舉歷史遺址為例，說明旅發局未能參與硬件決策流程的弊病。例如被拆毀的中環皇后碼頭，幾乎歷任港督都在該處登岸履新，是殖民地的重要歷史。而皇后碼頭也見證着維多利亞港的變遷，以及二次大戰後急速的經濟發展，更是英國王室儀式及公眾活動的場地，保留着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築特色。香港擁有不少具價值的古蹟，若能得到全面保育，理應可發展成深度遊景點。但因旅發局未能參與硬件決策流程，很多有價值的資源逐漸流失，失去發展深度遊的機會。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也批評，自從「港澳自由行」實施後，訪港旅客數字多年來都能保持上升，旅遊事務署可能安於現況，未有認真思考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方向。他概嘆，若要計算當局的功績，只能勉強計算兩年多前推出的《藍圖》，因為該文件算是相對系統地訂立了明顯目標。惟他指出《藍圖》縱然目標明確，但當局從未有交代具體時間表，似乎展現一種見步行步的態度，有「跟着形勢走」的嫌疑。

姚思榮認為政府的思維保守，經常將「方法實行多年，行之有效」掛在嘴邊，擔心過大改動會造成風險，而且旅遊業監管局僅成立不久，故他相信政府短期內未必願意再作出大調整。但他強調，業界普遍支持成立更高統籌架構的旅遊局，認為此舉能有效將不同資源整合，有利於行業監管工作，策略發展也能更全面，相信能大幅提升部門效率。

陳宗誠則表示，旅遊局的決策者必須有可持續旅遊的知識、業界經驗、領導才能、開放態度且務實的做法，並且能夠結合學術研究成果和政策實踐，填補多年來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缺口。

旅遊推廣應重視社區參與

「旅遊業和社區全面參與旅遊發展，並能從中得益，是為香港旅遊都市重新定位的辦法。」陳宗誠慨嘆，現時政府表示要發展多元旅遊，但塑造品牌形象的策略失誤，未有嘗試容許社區角色參與，導致各項旅遊產品未能真正成功拓展。他認為《藍圖》是政策上一個重要的規劃策略，但質疑政府和旅遊業的各方業界利益相關者，是否願意合力實踐《藍圖》上的願景和計劃，樂於與社區各持份者合作？

近年，有不少地區組織都有意推動特色旅遊產品（Special Interest Tourism），這些組織甚至能動員社區內居民，來向旅客展現香港不同的一面。例如，有機構曾號召區內少數族群、銀髮一族讓外地旅客體驗貼地的社區生活。

這類特色旅遊產品，部份主題甚至與城市比較「暗黑」的一面有關，例如帶團到中環香港公園內的「抗沙士紀念公園」，去了解災害疫症歷史、探討不同社會問題，讓旅客對香港有除了維多利亞港以外的另一種認識，展現出深度遊的精髓「Travel like a local」。

文化深度遊組織「活現香港」創辦人、食物及衞生局前政治助理陳智遠曾表示，現時很多年輕旅客追求更深刻的旅遊體驗，不會再跟隨旅行團到傳統景點。他離開政府後主力本地深度旅遊工作，帶領旅客遊走城市不同角落，發現年輕旅客喜歡聽故事、和本地人交流互動、從不同的面向了解城市，並建立連結。他更撰文批評，若旅遊業並非透過獨有的文化、歷史、社區生態與城市魅力為號召，這個城市的旅遊業注定要沒落。

其實，與社區元素結合的旅遊項目，在全球各地也是逐漸抬頭。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早年的旅遊結構也是頗為僵化，嚴重依賴大眾旅遊產品，造成當地居民深受困擾。當地官方旅遊機構Wonderful Copenhagen行政總裁漢森表示，過往前往丹麥的旅客，他們的心態幾乎都是抱?前往異鄉度假，參與一些幾乎與當地特色沒有關聯的消費及休閒活動。遊客們身處丹麥仍只能透過廣告了解當地景點與文化，而非親身體驗，批評這種旅遊模式經已過時。

為了開拓新出路，Wonderful Copenhagen 公布了2020 年發展策略，開宗明義宣告舊有的旅遊業時代經已終結，並訂立為期四年的發展策略，加強旅客與本土的連接，盼能創造旅客與本地居民雙贏的局面。該策略有五個重點，當中包括讓不同持份者能夠參與其中，及從旅客意見反饋中，發掘更多本土的新價值與情感聯繫，營造旅客多次到訪的誘因。當地推行過的主題項目包括自然生態、歷史文化、慢活等。漢森解釋，這個策略能鼓勵業界夥伴及居民互相合作，為旅遊目的地共同創造可持續及長遠的價值，讓旅客擁有「臨時本地人」的身份體驗。

探討旅遊本土化，陳宗誠表示香港必須由根本的長遠旅遊發展策略開始規劃，詳細了解和盤點香港擁有的優勢、資源和獨特性，以及如何讓旅遊業、在地居民和社區參與旅遊發展，並能從當中得益。而要長遠發展這個旅遊概念，相對客源和旅客數目，他認為旅客質素、深度的旅遊體驗、高增值旅遊模式，以及旅客是否願意再訪或向外推介香港等，這些方面更為重要，呼籲特區政府不妨向哥本哈根政府學習，認真探討旅遊本土化的發展可能。

綠色旅遊需新思維推動為開拓多元旅遊，政府於2017年公布《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將推動綠色旅遊訂立為十三個發展目標之一。可惜，旅遊業結構僵化，購物模式依舊佔據主導地位，生態遊並未成功濺起太多水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去年底宣布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持牌旅行社每接待一名本地旅客，就可獲100元資助，然而，計劃參與度極低，旅遊業議會指目前只有兩間旅行社取得資助。有論者指出，是次計劃向業界提供了轉型的思考空間，呼籲有關當局要有全盤策劃。可是，要推動理想的生態遊，單純提供經濟利誘又豈能成事，多年來積存下來的弊病又是否得到改善？

還有那些推廣手段值得我們探討？

近年來，綠色旅遊備受世界矚目，更成為各地推崇的熱門遊學主題地點，例如澳洲大堡礁、巴西亞馬遜盆地，以及肯尼亞的馬賽馬拉公園，都是成功例子。根據旅遊發展局統計，香港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單是郊野公園便佔香港總面積的四成，生物多樣性更享譽盛名，擁有超過400種昆蟲、380種候鳥、80種海洋無脊椎動物、62 種蝴蝶。而目前全港共有24個郊野公園及22個特別地區，包括地質公園、海岸公園及保護區、濕地公園等。 難得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理應有利發展綠色旅遊產品，向旅客提供更高端及優質的選擇，但有關當局經常被批評忽視平衡旅遊結構的重要性，將大部份資源都投放在鼓勵消費的項目上，違背可持續發展的宗旨，導致香港生態旅遊的潛力未能全面發揮。

綠色旅遊含兩大深層意義「很多時香港人提起綠色旅遊，會錯誤以為前往一個綠色（大自然）的地方，呼吸新鮮空氣，享受陽光與海灘便是。」負責綠色旅遊推廣的謝宇德慨嘆。他留意到，即使綠色旅遊走進大眾視野多年，市民仍不乏誤解，曾有政府、甚至業界人員錯以為鼓勵市民到郊野公園走走便是綠色旅遊。他解釋，綠色旅遊背後蘊含多重意義，包括構思行程時，考慮會否為目的地帶來可持續發展，向參加者宣揚有責任旅遊，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譬如鼓勵參加者自備水樽餐具及自己帶走垃圾等。

至於國際間廣泛採用的定義，由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提出，指綠色旅遊本質是自然為本。它強調兩個深層意義，首先是推動更多人關注環境保育議題，借鼓勵大眾參加生態旅遊，以體會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喚起其保育環境意識；另一個意義，就是借助自然生態促進該地區的社區發展，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現時業界對「生態旅遊」的掌握不足，不少旅行社只懂循着「海鮮美食一日遊」舊路，老一輩的領隊更是充斥老套的「鴨仔團」思維，只帶團友在生態景點來去匆匆，例如在郊野公園觀賞一會，最後再提供一頓豐盛晚宴作結。他認為，這種營運手法稱不上是生態旅遊，因過程不存在任何環境教育環節，未有展現生態遊的精髓，即喚起大眾認識環境議題，勉強只能算是「生態嬉戲」，白白浪費本地寶貴的生態資源。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早前也表示，香港現時不少所謂綠色旅遊過分強調「食、玩、買」元素，與深度遊的理念相違，更憶述多年前參與業界研討會，當時有業內人士聽到他分享綠色旅遊概念後，便強烈反對，直斥「收口啦，這些賺不了錢！」，反而認為「該辦多些零團費、購物團最好，付出最少便能賺最多錢。」有聲音質疑生態旅遊不受業界歡迎，多年來都是依靠環保團體默默堅持。謝宇德同意此一形容，認為業界欠缺動力發展生態遊，原因在於它的經濟誘因始終不及消費主導的模式。

他坦言，這個產業得不到重視，全是一種「際遇」與「回報」問題，當「（領隊）賺取一隻手錶的佣金也多於帶一次生態團」，很難想像業界會認真花時間思考相關產業的發展機遇。但他提到，政府及社會企業一向支持環保事務，過往有提供相當龐大的資源在綠色教育。當環保團體得到資源，項目價格便能相對優惠甚至免費。而環保機構營辦的項目質素較佳，能夠貼近生態旅遊理念，吸引不少客源。故在推動綠色教育方面，扮演功不可沒的角色。

環保團體相繼提供免費導賞團，會否削弱旅行社推出綠色產品的競爭力？謝宇德表示，此舉與推動產業可持續性發展有關。他指出，綠色旅遊重視各持份者肩負的生態責任，故收益除了維持業務營運外，會涉及利益再分配，例如以部份收益支持景點持續發展、捐贈予相關的環境保育組織。不過他同時認為，生態旅遊項目全面免費化，或令市民誤以為自然資源唾手可得，未必能鼓勵市民珍惜自然環境。

行業缺規範 挑戰生態承載力

近年興起掘蜆活動，每逢假日大嶼山水口灣總會有大批遊人摸蜆。有媒體曾報道，有旅行社以生態旅遊名義，舉辦親子掘蜆團。由於出現過度捕撈，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彭莉恩早前表示，未經訓練的掘蜆活動會造成生態破壞，過度摸蜆令蜆的數量和體積銳減，水質變得混濁，繼而破壞整個水口的生態。加上蜆隻是多種動物的食物來源，若蜆類消失，其他生物亦會受影響，情況讓人擔心。

「沒有法例監管業界相關工作，他們做生意，很難指摘這種行為有沒有問題。」謝宇德分析，摸蜆團現象頻生，反映綠色旅遊市場規模細，業界缺乏動機思考生態可持續性問題。

加上部份商家營利至上，在沒有法例要求營辦商愛護環境，甚至限制參加者行為下，主辦者「自我規範」尤為重要。

每逢春夏之交，總有一群接一群的旅遊團前往大埔滘自然教育徑。謝宇德舉出過往帶領螢火蟲觀賞團的經驗，說明「自我規範」對整個生態旅遊的可持續發展有何重要。他解釋，由於生態資源承受力有限，有責任的營運商需要考慮目的地的環境壓力，所以其舉辦的生態團會在出發前提醒團友各項細則，限制每團在20 人內，並不時留意團友會否有不當行為，以及時勸喻。

要有效維持生態承載力，適當引入公權力或許是一種有效方法。早在1976 年，澳洲便推出一系列保育政策來平衡旅遊活動與生態保護。當地政府曾就大堡礁建立海岸公園，並透過保育政策來推動大堡礁的生態保護，其中一套名為「分區管制」的管理政策，將大堡礁按生態評級劃分為七大區域，當中包括嚴格保護動植物棲息地的「保留區」。同時，為鼓勵發展綠色旅遊，當局會將保育價值稍遜的地區開放作潛水活動，但規定了區域的承客量，要求所有接待旅客的中介，必須向旅客提醒不可餵食海洋生物、觸摸珊瑚等。

多年來，澳洲的保育法例不斷更新，保護生態免受經濟活動破壞外，也成功讓環境與人類結合，讓生態旅遊得以永續發展。試想像，旅客行為未經訓練，負責領隊又不加規管，確實很可能會破壞生態平衡，違背生態旅遊理念。故謝宇德呼籲業界把握今次旅遊業寒冬的契機，不再將復蘇責任托賴於第三方，他敦促政府除了推廣生態旅遊外，生態保護的管理工作亦要做得更足更廣，攜手朝上述理念出發。

宜引入導賞員認證制

隨着深度遊近年於世界各地興起，確實多了旅客關注導遊的專業資歷。除了透過公權力監管外，謝宇德認為業界也應關注引入導賞員制度。目前，香港沒有專業的生態導賞員牌照制度，不少生態導賞員都是由導遊擔當，質素難免良莠不齊，或導致旅客懷疑綠色旅遊產品的水平。謝宇德補充，曾收到旅客選擇導賞團時，希望能有較專業的講解，惟目前設立牌照制度的難度較大，故他所經營的生態旅遊公司，引入由澳洲生態旅遊協會評審的生態導賞員認證課程（Ecoguide Certification）。

所謂生態導賞認證系統，是由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及評審委員會根據評審標準對申請人進行評審。在申請人通過所有評審標準後，會獲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發出「生態導賞員認可證書」。他們均已被認證為熟識本土自然環境、對環境負責任，且具備專業經驗的生態導賞員。從事生態旅遊工作的持份者、旅客及政府部門更可以通過機構系統的網頁查閱各地所有被認證之Eco-Guide名單。

業界逐漸引入該套制度，能便利消費者尋覓合適的導賞員。大眾只要在名單搜索，不難「看到其他旅客對他們的評價，知曉到底有哪些導賞員是按照生態旅遊守則去做事」。謝宇德解釋，在這套制度下，導賞員的名字猶如生招牌，這提供了誘因讓他們經營自身品牌，「他們會想盡力去achieve」。這套系統雖不能百分百保證導賞員思考生態旅遊的價值，但至少能讓他們盡量跟着守則做事。謝宇德推算目前香港有四十多名導賞員考獲此資格，佔整體生態導賞員的三分之一。

謝宇德提到，香港規劃綠色旅遊時，持份者的參與空間不足。過往有較高公民參與的項目，是鄉郊保育辦公室策劃的荔枝窩鄉郊復育工作。當時政府派員向業界，居民及保育團體索取意見，是容納不同持份者參與綠色旅遊討論的行動，也是將項目推向公民教育的一步。

遠觀台灣，當地政府發布《生態旅遊白皮書》，建立生態旅遊發展的政策框架，以共同語言及思考空間，讓政策制定者、大眾、業界分子肩起責任，共同探討究竟如何能在可持續發展與旅遊發展兩者取得平衡。例如，清晰指出發展生態旅遊時，社區各持份者的參與角色、責任及規範；如何透過社區集體參與正確帶出可持續發展效益等。故此，謝宇德呼籲港府盡快透過立法程序推動全民參與。